1 北国
1. 1989年3月，我坐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初春的雪国还暂无春意。列车开得缓慢，一路北上，车上的乘客也换了几波。起初，是一群和我们一样讲汉话的青年人，后来陆陆续续上来一些讲朝鲜语的中年妇女；自从驶出二连站，行至蒙古，耳边几乎就只剩我听不懂的洋文。第三天的清晨，车经行伊尔库茨克。天将亮未亮，地平线尽头挂着几颗闪烁的晨星。窗外是成片的白桦林，积雪未化，挂在枝桠上与几只宕延的飞鸟一同掠过，对于南方人来说算是很别致的风景。我透过满是水渍的玻璃眺望远处无尽延伸的山脉，第一次出国，一切都很新鲜——尽管坐在我对面的人大概不这么想。我用余光瞥他浆洗过，熨得板正规矩的白衬衫，视线再往上是一张看不出情绪起伏的脸。尽管如此，与我或者吵闹的乘客们相比，他也过分沉默了。 对了，我这位正襟危坐的同行人叫曹志远，志存高远的志远。我们认识得很早，后来又在学校中熟悉起来：因为年龄相仿，又是同乡，尽管因为他读书早，已经是我直系的学长。 从我们第一天登上列车起，曹志远就对这一切兴趣缺缺，尽管他很少表现出不耐烦。不过，也就是在前天，列车停靠在乌兰巴托调度的那个晚上，我听见他——就睡在下铺——正捂在被子里，悄悄发出一些压抑的抽泣。对此，我知道原因，然而并不完全能理解。对于我来说，公派交流是个难得的机会，既然出来了，当然要享受：尽管这趟旅行对于曹志远来说，与其说是考察，不如说是他父亲安排的一次流放。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是不能理解曹志远的书记父亲的担忧的。今年不是个安稳年，我隐约觉得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实际上，也就是在去年，P大的法律系发生了相当不寻常的人事变动，我们R大同系那些有些资历的教授都对此三缄其口，但在学生之间小道消息早已传开了。对于在乡间长大的人来说，一切事都是有预兆的：正如稻谷若是穗颈发黑，就意味着第二年要欠收了——这些都是一种风雨欲来的迹象，因此，当曹志远的父亲曹顺华找到我，让我“照顾”他儿子到莫斯科时，我想也没想便答应了。在此时离开北京，我是求之不得的。至于曹志远——曹志远和我是相当不同的人。这样说吧，他是“积极分子”（有时甚至于激进），并因斐然的文采而出名。我一进校就听过他的大名，他在学生中很有声望：后来我才知道，他常在校报上发表社论，这些文章都是学生间争相传阅的对象。前一段时间，有几个后学还将他的评价Z与H的短文腾抄下来，张贴在系门口的公告栏上，引来许多人驻足观看。他是仙鹤一样的人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他大概是踌躇满志，百般不愿意离开北京的。不过，他本人的想法，对于我，对于他的父亲来说，都并不重要。我有我自己的打算，至于曹顺华，那样具有政治嗅觉、极其擅长得失计算的老官僚来说，他想将儿子遣送至莫斯科，迫他远离这场风浪，这个决定绝不难以理解——尽管，从曹志远玉一样白的脖颈上透出的淤青来看，想必他为反抗这个决定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窗外的白艾与蒿草越来越密，荒芜的冻原上突兀出现几座高耸的工业塔，向外徑自盘踞黑雾，刚才的银装素裹不复存在。又过一会，外头就几乎全重复着灰白色外墙的苏联式建筑了。无聊，我转过头，看着曹志远，他依旧一脸肃穆，手上拿着一本书。他不发一言地翻，珠圆玉润的手指捻上书页，我这才发现他看书的速度很快，下垂的眼带着睫上下颤动，一页，两页，当列车开到切列姆霍沃的时候，他已经看完三分之一了。这时已过晌午，车上上来了一群闹哄哄的俄罗斯人，他抬头斜了一眼那群醉汉，合上了书。 我犹豫着开口：“老曹，你饿了吗？要不吃点？” “还好。”曹志远没有和我聊天的兴致，显然。但起码他还对我彬彬有礼，我已然很感谢了。桌上有几个又干又硬的黑面疙瘩，乘务员说这叫列巴，俄语“面包”的音译，看起来让人倒胃口：绿皮火车特有的霉味、面包散发出的酸苦和洋鬼子身上的酒臭杂乱无章地混杂在一起，不想吃也很正常。但我饿狠了，忍不住掏出自己带的咸菜和辣酱，匀了一些到面包片上，干巴巴地嚼。 我没话找话，想多和曹志远聊几句：“老曹，你刚才看什么书？”其实我知道——因为书皮上就用黑体印着“猎人笔记”。我听说过这个名字，但还未看过。 他望了我一眼，似乎是不相信我这样的泥腿子出身还会对他看的书感兴趣，但倒也是开了金口：“屠格涅夫的小说集。” “哦？讲什么的？” “一个猎人的日常生活。俄罗斯民族的山川、河流、磨坊、硝枪，基本上，什么都讲。” “是吗？真意外，”我听他这样讲，想到上学期选修的文学课，“上学期，我也选修了俄罗斯文学，赵老头不是说这本书是批判地主制度的？” “赵教授有他的看法，”尽管这样说，他摇了摇头，显然不赞同，“但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譬如，叶尔莫莱这一章……” 我看见他的手在书皮上摩挲，想必他很是喜欢。曹志远声音低沉柔软，尾音上翘，念这些拗口的外国人名倒是很好听，我心想。就在这时，我们后座的那群醉汉又开始大吵大闹，其中一个人口齿不清地开始唱歌，偏偏声音很大，整个车厢都传遍男人跑调的歌声。起哄的人也cao俄罗斯语，尽管学过一点，但我半句也听不懂，只觉得是几个舌头里安了弹簧的人在说话。我以为曹志远被打断又会愠怒：他生气起来相当让人恐惧。想到这里我有些担心，不由得去观察他的脸色——惊讶的，曹志远竟然没恼。他听着那个男人没谱的歌，反而少见，或者说，从我们上车以来第一次，破天荒地，脸上浮现出一点可堪笑意的东西。过了一会——尽管他声音很小——我依旧听到了，曹志远在跟着哼出一点小调。 “老曹，你唱的这是什么歌？” “啊。”他回过神，收敛了笑意，“一首苏联歌，有些年头了，叫做《小路》。以前我爸参军时学的，后来总在家里哼，我也就听会了。”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他又哼了几句。轻巧、悠扬，后面的洋鬼子还在吵闹，但，奇怪，这歌声却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列车正在驶向伊兰斯基的路上被冬日的迷雾笼罩，驶过生锈的钢架桥、山脉间干涸的河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牧羊人，而我对此毫无知觉：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曾在心绪之海中反复咀嚼、打捞关乎这几句歌谣的记忆，并不断反思，是否就是这条曲折而蜿蜒的小路把我的人生导向一个我不曾设想过的深渊？那样的事，我没有答案。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眼前这个年轻人是会消失的，正如现在，我回望那条通往莫斯科的小路——我不会猜到（或许早有迹象，只是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船正驶在一条依靠惯性的航线上），两年后达瓦里希就将不复存在，一座巨山轰然倒塌，惊起鸟兽飞散。 第六天傍晚，列车停在了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北国镶金的圆顶教堂上积着厚厚的雪，曹志远戴着毛织的帽子，还是冻得像一块渗血的白玉，那双执笔的手每个关节都泛着红。我把我的围巾给了他，作为答谢，我请他再为我完整地唱一次《小路》。